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oldchen168** · 拓邦元帅|**oldchen168** 发表于 2015-11-2 15:53:41

本帖最后由 oldchen168 于 2015-11-2 15:57 编辑

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历史形成神话是因为以讹传讹，全是二三手的传闻，所以构筑的影像越来越虚幻。可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全是非历史的梁思成。在中国建筑界谈梁思成就有点像在中国政治界谈曾经的最高领袖一样，他成了一个特别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代宗师的形象。因为缺乏理性分析历史的气氛，在批评完不公的历史之后，要么就是忘掉历史；要么就是反过来，把历史神话化；再加上现在公共娱乐媒体的加入，梁先生和林先生的故事，又浪漫又漂亮又有才华，寄予了许多公众的想象，所以梁林，徐志摩、金岳霖等等这些故事一套一套地出来，变成一个虚幻的景象和喜剧。但是我们做建筑的历史的时候是要求所有的说法、提法都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来证明。——朱涛

　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我自己也做过研究，并提出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是“自觉而不自愿”的观点，这一假设仍然需要更多的个案研究来支撑。朱涛教授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正是一本我所期待的、能够与我的观点呼应的力作。该书出版之后，中国的媒体过于浅薄，为了吸引眼球，拼命炒作所谓梁思成、林徽因抄袭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以至于遮蔽了这本书的真正分量：作者试图从建筑学的内在角度，探讨大匠为何在1949年之后主动接近新政权和新意识形态，自觉改造自己的学术思想。台湾的夏铸九教授以梁思成的口吻感叹年轻的作者“朱涛始终不懂我的心，不懂我的自我批判的用心”。是啊，时下诸公，究竟有多少人读懂了50年代知识分子的幽微心灵了呢？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讨论梁思成其实是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途径

　　文/朱涛 2014理想国文化沙龙新年场《梁思成与他的时代》发言摘要

　　倒褪鱼鳞似的写作，立足于当代的问题回溯历史

　　朱涛：首先非常感谢理想国的辛勤努力，这本书的品质远远超过我写的时候的想象。感谢各位嘉宾，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大家来到这里，大家一起辛勤的努力，绝对不是为我个人，是冲着梁思成来的，也是冲着中国建筑的发展来的。

　　我直接切入主题，金秋野老师刚才评价封面的图片，这个封面我看到样本的时候也大吃一惊，为什么选这个图片？因为整个书的中心内容是建国十年，49年到59年梁思成的心路历程和中国建筑史和中国政治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张图片恰恰是49年以前的。但是反过来一想，非常有意思，可以说这张图片是梁思成先生，也是中国建筑最辉煌的时刻之一。换句话说，中国建筑在某一刹那曾经与世界建筑接轨过，梁思成先生的工作和他同仁的工作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对中国建筑的探讨，一下子提升到国际水平，跟国际同行平等交流，受他们的激励，再回过头来推动中国建筑。

　　我经常想用一个比喻，这本书写出来是有点像倒褪鱼鳞似的写作，一个历史你可以顺着摸，像摸鱼鳞一样，每一个鳞片都是顺的，怎么摸怎么顺利，但是我到说倒褪鱼鳞，我立足于当代的问题回溯历史，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们以何种方式影响到今天，产生出今天的问题。倒褪鱼鳞这样一种方式，最后不可避免的支离破碎、血肉模糊，显得很残酷。但是我认为这会推动我们来理解今天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过去的历史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后悔

　　回到2006年，有一个建筑师叫奥雷•舍人(Ole Scheeren)，建筑事务所OMA的主管，也是电影明星张曼玉的前男朋友，200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当时OMA正在设计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在场观众有的表示怀疑，OMA是这样一个前卫、思想进步的建筑事务所，为一个政党的宣传机器设计这么一个尺度庞大、造型很张扬的建筑，是不是违背建筑师的伦理。这是在西方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他辩解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很正常，中央电视台的大尺度是业主自己的选择，不是建筑师的选择。一般建筑师辩论到这一点就为止了，但是奥雷毕竟是有思想的建筑师，他进一步说，在中国修建这样的巨型建筑根本不是独特的当代现象，而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一贯的传统。接着他放了一张幻灯，还好他没有回到秦始皇修长城，他放的一张幻灯是1958年到59年间，大跃进期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大概用十个月左右时间在北京修的十大建筑，现在只剩下九栋了，华侨大厦路口的楼已经拆掉了。他说不到一年时间，中国首都因此从一个千年古都转变成现代化城市，这种魄力和速度对外国人来说不可想象。他说中国有一种很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中国有一种特殊的品质，我们欧洲人没有，是什么呢？不后悔，不管干了什么事绝不后悔。而西方精神中长期就有关于后悔的各种感伤和戏剧化的思考。这个发言后来正式发表在日本建筑杂志，所以我很精确的把它翻译过来：“西方精神中长期有关于后悔的各种感伤和戏剧性的思考，相形之下中国似乎有意愿和能力充满勇气的面对新形势，充满热情的追求进步——即使这些激进的变化有时意味着对过去粗暴的抹除。”

　　当时我在哥大读博士，作为一个留洋的中国建筑师，在纽约几年下来，听过很多关于外国建筑师对中国的评价，最有想象力、最有洞察力的到最幼稚的，无奇不有。但是没有比他这番话更刺痛我的心，从这点我特别感谢他，这段话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不停的回想，我也想搞清楚为什么那段话会刺伤我。我进行自我分析，首先从表层上，我不喜欢他那种傲慢的态度，这种轻易的就说中国人怎么样，他没来过中国几次，没呆过多长时间。另外我个人不觉得不后悔是一个好的品质，对于历史不后悔，那不是值得别人来羡慕，值得别人来称颂的。

　　但是我后来再一想，跃过这些很肤浅的，多少有点民族主义的情绪，之所以刺痛我有更深层的原因，我发现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的，这一点真正的刺痛了我。在我们国人中，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有多少人还感兴趣对历史后悔、反悔，或者进行任何有深度的反思。而过去这些历史又真的充满了无数大的社会和人的灾难，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后悔，好好的反思。

　　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把大跃进社会史和建筑史放在一起

　　还有一个细节，奥雷演讲放十大建筑的幻灯，使我突然意识到，关于大跃进，关于国庆工程，有两套历史知识，我完全没有任何连结。在社会史上，现在大家逐渐知道，因为错误的政策导致58年到61年中国，主要是乡村，有几千万人饿死，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在建筑史上，国庆工程实际上是在同一时刻修出来的，这方面资料非常少，但是从官方的宣传资料上，被《人民日报》社论认为是大跃进的产儿，是中国建筑史上有开创性的成就，这个工程非常重要，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和血汗，值得大家好好的分析和赞颂的。但是实际上到现在没有一部关于十大建筑的深入建筑案例的分析，怎么设计、怎么施工、有哪些技术问题。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把大跃进社会史和建筑史放在一起，这两部历史的鸿沟如此巨大，以至于你几乎觉得说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时代。而恰恰是在中国开始经历最悲惨危机的时候，那十个项目耗费巨资修建出来。

　　所以这个问题开始越来越引起我的研究兴趣，能不能写出来，把这个社会史和建筑史联系起来，把国庆工程放在大跃进的语境里探讨，它是如何动员、组织，通过设计、技术创新、人海战术把它修建出来，它与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如何互动，这些都成为我的研究内容。

　　我也意识到一点，建筑师和任何人一样，如果面对一堆纪念碑式的建筑，如果脱离历史时代背景，不可避免的只能被它的形式打动，因为他不知道当时的历史状况，只能忠诚地以形式来美化权力，把建筑的形态、语境从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抽离出来，这也正符合官方宣传的意愿。换句话说，我们观察建筑通常认为这个建筑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一堆物质的躯壳。更进一步说，这个建筑有风格，有形式审美，但是它没有社会历史，它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我当时发现，在非历史这一点上，再优秀的建筑师，包括OMA这种建筑师，都是与权力机构合谋，大家一起忘掉它，忘掉当时社会的问题，这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复杂性。

　　再接下来就是08年四川地震乡村校舍倒塌和北京的一批奥运工程，这个对比让我再次看到历史在重复，建筑资本分配的极端不平衡现象是如何以最直接的方式来揭示中国内部存在的深层矛盾。于是在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时，我开始研究北京的十大建筑，在调研过程中我时时为一种现象感到困惑，我把它称作建筑的任意化现象：为什么十大建筑语言如此散乱多样，如此任意化。比如说军事博物馆显然是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却是现代主义，民族文化宫则是大屋顶的传统形式，人民大会堂是文艺复兴式的大柱廊。而这些风格在五十年代都被一一批判过，却突然在58年、59年全冒出来，而且并列在一起，建筑师当时是以怎样的心态在创作，怎么突然会释放出这样一种折衷主义的热情。

　　建筑任意化更深刻的表现为建筑生产与当时社会状况巨大的断裂，十大建筑本身是城市大跃进建设运动中的地标式项目，紧接着中国进入经济、政治全面的危机，但还在继续耗费巨资把这十大建筑修建出来。于是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在农村有成千上万的农民陷入饥荒乃至最终饿死，但在城市里依然花大钱修这个建筑。所以我采访了将近二十几位老建筑师和老工程师，我都会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在城市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听说乡村爆发大饥荒，结果是只有一个人知道，其它所有的建筑师都不知道，他们都在非常浪漫的想象中国马上就要实现现代化了。最打动我的就是那位高义兰老师，清华大学的，他参与国庆工程设计，民族文化宫刚落成，前面广场上是彩色喷泉，晚上他去那里散步，感受美好的景象，他想北京再过十年就会成为现代化城市。当时他对农村的景象完全一无所知，当时只有清华大学的党组织书记知道，他的任务就是拦截当年暑假回乡下探亲回来的学生，不许散播大饥荒的消息，如果散播了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受到处分。而在历史学家中，我查到的，只有顾准先生的日记里写到。因为信息封锁，同时有着两方面经验的人非常少。顾准当时从河南信阳大饥荒逃出来，他沿途看到遍地哀鸿，再到了北京看到人民大会堂，他感觉有种从地狱走到天堂般建筑的感觉，他发誓不进。其实当时大部分人都生活在信息断裂的状态。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状态？我开始觉得光写十大建筑的案例分析已经不够了，我决定再倒退一步，回溯新中国49年到59年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于是产生了今天这本书。

　　用梁思成先生的思想检查为中心线索串联起来的建筑史研究

　　下面一步就是方法论，也就是如何写这本书。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方法论上一个比较大的创新是用梁思成先生的思想检查为中心线索串联起来的，通常建筑史是以建筑案例或者建筑师正式发表的文章，我是用思想检查。编辑非常敏锐的把我埋在文本里的一句话揪出来，我认为那是全书的灵魂所在。我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1920年在欧洲崛起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靠一系列建筑师宣言推动的，那么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筑运动’则是靠一篇篇建筑师的检讨展开的。在众多建筑师的检讨中，梁思成，这个‘新中国建筑运动’的中心人物，写得最多，也最深刻、全面……”我是靠这套史料把相关的历史资料串联起来写了这样一本书。

　　在具体着手分析处理梁先生的第一篇检查，1951年的那个检查《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的时候，我马上被一个问题难倒了，他的检查写的非常好非常全面，回顾、反省了他30年代、40年代的工作，我就不停的回过头去看他做了什么，然后我就发现篇幅越来越大，一转眼一万多字下来，还没有走到新中国建筑的主要论述的时候，我觉得还得再回溯，把30年代、40年代梁先生做的工作再整理一遍。我当时想不可能有任何创新了，这已经研究的透透的。再整理一遍，我的重点在新中国建筑史，结果没想到一深入下去，我很吃惊的发现，关于梁思成先生的研究，还存在大量的空白，大量都是想当然的重复和抄袭，很少有独立的挖掘史料来分析的。

　　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1932年4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各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常全面的概括中国建筑史，理论性地、历史性地概括中国建筑史的体系，已经非常全面的写出来，而他们在1932年6月份才开始第一次考察中国古建筑，越过明清之前的中国古建筑考察，到河北蓟县考察。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当你把很笨的工作做的具体以后。6月份才开始第一次中国古建筑考察，4月份提前两个月就已经写出来非常完备的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概括性的文章了，他的知识从哪来？我就到港大图书馆把1932年之前的所有国际的学者研究中国古建筑史的书拿出来，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伊东忠太都摆出来，一点一点的对，跟林徽因先生的文章对，大段大段的文字是借鉴了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

　　我再次声明，这不是贬低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的贡献，而是只有分析哪些东西是借鉴别人，你才能搞清楚他们的独特贡献在哪里，要不然他们永远成为模糊的神话。他们独特的贡献是什么呢？他们整个的知识是借鉴了日本的学者，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观念，他们由建筑师的训练，他们用现代主义，用结构理性主义，满眼看到中国建筑的优点都是关于结构，因为那一点跟现代主义原则是相通的。他们建筑史的研究是非常理论化的，从一开始就关注中国建筑独特的木结构体系是跟现代建筑相通的，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催发出中国自己的建筑。

　　政治任意化导致建筑任意化

　　这本书聚焦的是1949年到1959年，我也用类似的方法一个月、一个月的来考察。我越过这一段，通过这个考察我得出结论，这十年非常重要，当权者不懂建筑，但是相信通过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能全面解决建筑专业问题。而这些运动常常受各种偶然因素影响，国内外的局势、领袖个人的情绪影响和变化莫测，前后逻辑不连贯，方向忽左忽右。梁思成先生又是非常热切的追随者，一开始很真诚，但是到反右之后开始怀疑所有人变得不真诚。他不停的写思想检查批判改造自己，有时候也将批判矛头指向别人。到最后我相信我自己弄清这个问题了，到1958年、1959年，尤其经历了57年的反右，政治的任意化导致建筑语言的任意化，建筑师的信念和行动和周围愿景之间的关系彻底断裂，建筑师完全变成折衷主义，迎合形势的一帮工作者。同时建筑的任意化导致建筑生产的任意化，当权者经常不顾一切代价，调动一切资源修建少数的地标的纪念碑式建筑，时常忽略保障民生和社会运转的最基本社会基础设施。

　　这个历史远远没有结束，尽管今天阶级斗争、思想政治斗争不再主导中国的社会生活，但是据我的观察，政治运作的任意化导致建筑任意化仍然随处可见，更奇怪的是这种红色遗产在今天又时常跟资本的任意化结合在一起。大家看看全国上下，一二三线城市，小到县城，甚至到镇，大家都疯狂的在圈地，修建庞大的没有馆藏的博物馆，没有演出的歌剧院等等，一批批非理性的建筑生产活动在全国大规模发生。我们有非常宏伟的愿望，比如到2012年中国要把3.5亿农村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3.5亿已经超过了美国全国的人口，在不到二十年里要把他们转化出来，2030年达到70%的城市化率，意味着10亿人以上住在城市里。这样的大规模、大尺度的开发发展，会不会又造成一个个的大跃进？灾难防御措施在哪里？一个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都不会后悔的民族，如何能保证不重蹈这个灾难？这是我写作的时候经常遇到的问题。

　　在中国城市化项目所亟需的一系列批判性评估工作中，我认为中国建筑史写作——与中国社会史写作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的空间史写作——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历史写作并不能为我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提供具体答案，也不会帮我们预测未来，但它对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深入的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挖掘集体健忘症的根源，挑战和击破神话，解释来源和意义，重新恢复我们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可以帮助我们清晰的认识到中国在努力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建筑师如何与社会、文化、政治持续互动，一路走过来的。历史通过加深我们对中国建筑过去的认识，将会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空间问题，从而更智慧的面向未来。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梁思成那一代建筑师在新中国成立十年间，以沉重代价换来的精神遗产，不该被遗忘。他们的心路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以及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