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不是描图工具
因为一座即将人工催生的“鄂尔多斯新城”,建筑设计师马岩松和电影导演贾樟柯坐到了一起。
城市的建筑风格,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状态,是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
中国正步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因为粗放式的开发模式,许多瞬间造城在人为地进行之中,
城市的同质性越来越严重。正如马岩松所说:“在那儿,一切都好像可实现的乌托邦,
能清晰地看到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可在总的控制上,城市已经没有自己的东西了。”
建筑设计就是要想让人知道生活有更多可能性,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存在。而中国人因陋就简惯了,
门前有三棵树,就觉得有公园了,有绿色了。问题是,这种“因陋就简”可能是不对的,
应该有更多要求。 无论是对于电影导演还是建筑设计师,建筑空间都能给他们灵感,
但最关键的是,背后还是得有人,有人活动的痕迹。
对谈:贾樟柯、马岩松 整理:刘晋锋
幸存者的孤岛
《生活》:有一次跟贾樟柯导演聊天,他说起他想拍一部有关中国拆旧建新为主题的电影,然后我们得知你正在参与“鄂尔多斯新城建设”的项目,贾导也很感兴趣,这个新城是怎么一回事?
马岩松:那个时候,是朋友介绍我们过去,说鄂尔多斯新城正在竞标。飞到鄂尔多斯之后,一辆车把来自各地的建筑师从老城拉出去,走了20公里之后突然停下来,我们以为是让大家上厕所,因为那儿完全就是一片荒地。当地的政府官员说,就是要在这儿盖一座新城,要建歌剧院、博物馆让几万人在此地生活,总之决心特别大,还给我们看一幅大画,是一个新加坡人做的城市规划,中间一个400平米的广场,说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其他建筑师很多都觉得不靠谱,我半信半疑,反正当时也没事可做。后来,这事儿就越来越真了。我按照科幻片中人类幸存者的孤岛的样子设计了一个大罩子,反射着金属的光泽,不过,这个罩子被他们理解成了一个蒙古包,或者是蒙古草原上的大石头,结果就中标了。然后他们还想让我画一个马头琴形状的建筑,这完全就是市领导自己在设计建筑了,所以他们后来就找了一个内蒙古的建筑师来做“马头琴”。
《生活》: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建新城吗?
马岩松:据说是在老城发现了煤矿。我觉得,那儿就好像可实现的乌托邦,能清晰地看到一种英雄主义情结,不管什么文化背景的人都在那儿做建筑,混杂在一起。
《生活》:贾导平时拍片要在全国跑来跑去,像这种建新城的现象在中国常见吗?
贾樟柯:多的是建设新县城,建些五六层的楼房。我最记得巫山的“欧洲一条街”,街上都是罗马立柱,感觉是超现实的未来,像鄂尔多斯这种拔地而起地请许多建筑师来做作品,很少。2001年,我拍了一部纪录片《公共场所》,是在大同拍的。我拍这个片子,是听说大同能源枯竭,但在新疆找到了大油田,所有的居民将一举迁往新疆,挖煤工人从此转变为石油工人,大同将是一个被放弃的城市。我很幼稚地真就听信了这个传说,就拍了这个纪录片,去了之后,发现当地的居民也都是及时行乐,一个普通的餐馆,订餐预约也都排到半个月以后。后来,谣言消失,大同又恢复了平静。所以,我听说了鄂尔多斯要建新城的计划,觉得它吸引我的东西非常多,不知这个新城将会是怎样的风格,而城市建设跟今天经济发展结合得最紧密。
马岩松:其实也没到把整个旧城搬迁到新址的地步,毕竟新城规模有限,它有点像很多城市在建新区,但它的距离又比一般新区离老城远了很多,完全在一个荒凉地带。现在是政府大楼已经带头搬了过去,路已经修得差不多,路上也竖起了特别大的马这种雕塑。从想象力和文化判断力的角度来说,它不像是完全盖了一个迪拜,而是追求建设本身的“新”。现在是不同风格的建筑放在一起,既有我那种很科幻片的、放射金属光泽的建筑,又有立起来的三本书模样的图书馆,相互之间又离得很近,堆在一起就全成垃圾了。
贾樟柯:像鄂尔多斯新城这种拔地而起,是市委书记的乌托邦,改天换地一直是中国的乌托邦。
建筑好像变成壁纸
贾樟柯:市领导们对于建筑很有自己的理念,比如马头琴、大马。他们想在新的城市里表现它的传统,那蒙古文化是什么?
马岩松:其中有一个体育场的投标,提交上来的全是蒙古包。
贾樟柯:但电视台又是另外一个思路。去年,他们请我过去拍广告,特意强调要去内蒙古化,我们在电视媒介上看到的内蒙古永远是夕阳、马匹。其实内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生活,所以我拍赛车,拍瑜伽,这是当地人真正的生活。结果这个频道被评价变为第二个东方卫视了。还是要拍出草原文化那种粗的生命力,所以第二条广告,我们就拍了马在街道上跑。
《生活》:现在尤其是中小型城市,同质性现象严重,每个地方都大同小异没有特色,像鄂尔多斯这种强调地方特色是否也是一个好事?
马岩松:现在的城市规划就是各地都一样。但比如建一个马头琴形状的房子,在里面是现代设施,建筑就好像变成壁纸。再比如CBD,也是从曼哈顿拿来的概念,现在中国这么流行。这是因为这些城市在总的控制上,已经没有自己的东西了。
贾樟柯:我1998年第一次去柏林,印象特别深。西柏林的街道呈放射状,到了东柏林就觉得好像长安街,城市建设体现出意识形态色彩。所以说,传统不是万能的,现代人的生活方法、伦理已经不一样,人们日常的精神世界里没有这些符号性的东西,一定要强加上去就很牵强,而最后形成的结果是,复杂的蒙古文化,变成“蒙古包”、“草原”、“马匹”、“马头琴”、“套马杆”,就这五样简单的东西,真的蒙古精神没有人去考虑它,要说蒙古精神,是打仗,是穿越但不停留。
贾樟柯:这次我回老家,我老家也正在集中拆除和集中盖,请的是绍兴的
开发商,设计图是江南风格,山西是江南吗?
马岩松(笑):东方威尼斯,罗马花园
贾樟柯:还是制度的问题。中国土地属于国有,而土地是成本收益最多的东西。
马岩松:是粗放型的开发模式带来的后果。
新旧之间
贾樟柯:还有一个新和旧的问题。我在巫山、奉节发现,那儿的建筑过了10年就显得特别旧,因为建筑师的设计思想落后,材料使用也很落后,人们在那儿生活得很不舒服。
《生活》:可否类比一下你拍的纪录片《无用》,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于衣服喜新厌旧得很严重,对房子也是如此?
贾樟柯:拆的房子就是老了的、破了的房子,老是说以前做的是错误决定,很可笑。我觉得,这个决定肯定对当时是有用的,不管从心理上还是功能上来说。建筑不是要使用50年,也许就用2年都有可能。比如,旅店、招待所的改变,以前都是三四层的楼,只能睡觉,没有洗手间,在功能使用上会不方便。
马岩松:我觉得,很多改建不是从需要出发。一个地方改造不改造,所带来的利益,差别很大,也会影响形象。
贾樟柯:所有草率的建筑项目,其实都有腐败的原因。很多地方政府,最爱盖楼,盖楼本身就有机会拿钱。是可见的业绩。比如我的电影《三峡好人》里那个彩虹桥,花了24亿,政府机关觉得这是特别大的业绩。
似与不似
贾樟柯:我初步构思,要拍摄基层的建筑设计师,我接触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盖楼充满设计思想,设计完全独特,但盖出来的却都一样。
《生活》:是不是也因为要讲究一个跟周围环境协调的问题?
马岩松:扎哈说,周围变成狗屎,我也变成狗屎?
贾樟柯:你在国外盖房子,跟在中国心理状态相同吗?
马岩松:他们没有像中国这么多的历史。我们在阿拉伯的迪拜设计建筑时,它也要你的空间跟当地特征相结合,但它的当地性体现在跟气候的关系上,因为那儿很热,你就得设计出阴凉、透风的空间,然后就不由自主地变成跟当地建筑相近的风格了。我们在中国,所有地方都想建标志性建筑,每个人都想有特点,但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农村认为县城就是现代化。
《生活》:你说中国现在有足够的标志性建筑吗?
马岩松:要建一座怪房子,其实很容易。但几乎所有地方的标志场所,一定是街心花园。
贾樟柯:每个城市的地标一定是买东西、人聚在一起说闲话的地方,是生活的中心。比如巴黎的广场,有很多人约会,让人觉得可以写很多故事。上海有很多建筑,但没法聚人,不会有人去那儿活动,就不会成为地标。
马岩松:北京有很多院子,很大,但不是公共性的场所,都用围墙围了起来。
贾樟柯:所以这仍然是观念的问题。
马岩松:在北京,阶层感很重要,不同阶层的人要在不同区域,分得很清楚。不只在北京,好多地方的规划都是为了方便管理,像监狱一样。我希望能把边界打破,城市不再是如今这个形态,人每次走不可能走同样的路。我所做的一些观念作品,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媒介,影响更多的人,我真的相信有这种可能性,大家都太关注眼前了,都不太想以后的事情。
在中国,活儿特多
《生活》: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拆建,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说,会不会觉得生逢其时、生逢其地?
马岩松:现在在中国,活儿特多,大家都觉得,社会给我这个地位,得赶紧干活啊。建筑师都特别忙,都特有理想,都怪领导太土,给的费用特别低,给外国建筑师机会太多社会上的人都会教建筑师怎么设计住宅,建筑师变成技术工具了。而建筑史上,会有那样一些阶段,建筑师做研究,想些不着边际的乌托邦,不像现在在中国,就是干活儿。
《生活》:马岩松似乎更关心未来?
马岩松:我去年做的一个项目“北京2050”,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森林公园,变成大家吃饭的地方,把大剧院变成了景山,我在胡同和四合院里安排了很多漂浮的建筑,给它命名为“漂浮的城市”,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现在,建筑设计被当成技术业,上边早有观念,只要你画图就行了,但我们觉得,得活得有观念。
贾樟柯:其实做未来建筑的设计,也是指向现在的。我们今天受控于习惯,这些希望未来实现的设想,是对于今天它们的功能的反叛,因为广场和歌剧院本来就是公共性的。
马岩松:我选择的年份是2050年,没有远到世界灭亡的时候。是出于一种乐观的想法,因为在2050年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变了,但熟悉的东西还有,也会出现很多新东西。比如,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把中轴线上的故宫变成博物馆,其实也是挺先进的想法。
人妥协于环境
《生活》:四合院的改造是一直以来的热点话题,你的改建想法是?
马岩松:如果把现在住在里面的市民都迁走,那北京内城就变成主题公园,变成布景了。我设计了一些小小的建筑安插在内城的四合院之间,看起来都像一个泡一个泡,我并不在乎它的形式,关键还是要保留内城的街坊生活。
《生活》:都说四合院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形态,贾导,你心目中最舒服的居住环境是怎样的?
贾樟柯:我跟大多数人一样,都顾不上想怎么更舒适。我觉得我是很典型的,代表很多人,我每天都在往前走,在工作。的确,我可能得放慢速度,想想怎样是舒适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关心过要住什么样的房子,中国人因陋就简惯了,门前有三棵树,就觉得我有公园了,我有绿色了。我的一个同学,他妻子说他40多岁了,应该开始吃安利的纽崔莱补充营养,我同学听了就生气,说干吗给我补这些?中国男人生活粗糙惯了,觉得吃营养品不够男性化。问题是,这种“因陋就简”的习惯可能是不对的,应该有更多要求,人这么尊贵,却总是以生活不幸福为最大的幸福。
马岩松:我特别了解这种人,不以住舒服的房子为目标,哈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设计的房子得让人别太舒服了,一舒服就不会想别的了, 舒服,代表死亡。
贾樟柯:其实,舒服被商品化了,变成具有诱惑力的东西,人们花钱来求得被别人承认。
马岩松: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所做的一些设计就是想让人知道生活有更多可能性,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存在。我觉得都市人都像金鱼一样,在城市里生活,妥协于环境。给你什么房子住什么。人都生活在别人的规则里,地产商把人当成产品了,什么房子市场销路最好,就让人认为是缺省的。
贾樟柯:给我灵感的,是建筑空间,但背后还是因为有人,有人活动的痕迹。我在一个废弃的俱乐部,看到有五角星,就想到很多有关过去的工厂的回忆,想到人们在里面玩闹,想到有很多变迁在里面。在北京,我特别想拍一个鬼片,在胡同里,惨白的日光灯下,没有人,但有游魂在里面。因为总在不停地挖,鬼魂出来不是要吓人,是他们被挖得没地方待,老房子就是历史,我在三峡的时候想,我看到的风景跟几千年前李白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历史不会死。
马岩松
1975年出生于北京,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曾获得2006年度纽约建筑联盟青年建筑师奖
和2001年美国建筑师学会(AIA)建筑研究奖金。
曾经在伦敦的扎哈·哈迪德事务所和纽约埃森曼事务所工作,2004年回国成立北京MAD建筑事务所,并任教于
中央美术学院。作品包括曾在2002年引起国内外建筑界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浮游之岛”—重建纽约世
界贸易中心方案,作品被中国国家美术馆馆藏;
最近在加拿大多伦多ABSOLUTE超高层国际竞赛中中标的“梦露大厦”设计(2009年建成),
是首位在国外赢得重大标志性建筑项目的中国建筑师。
贾樟柯
197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
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其“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在国际各大电影节均有斩
获。在中国1970年代出生的导演中,
他第一次入围三大电影节的正式竞赛单元并获奖。
法国《电影手册》评论他的首部长片《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
标志着中国电影的复兴与活力。
2006年,贾樟柯的影片《三峡好人》获得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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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比努力重要,重要的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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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我为了E币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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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像中国这么多的历史。我们在阿拉伯的迪拜设计建筑时,它也要你的空间跟当地特征相结合,但它的当地性体现在跟气候的关系上,因为那儿很热,你就得设计出阴凉、透风的空间,然后就不由自主地变成跟当地建筑相近的风格了。我们在中国,所有地方都想建标志性建筑,每个人都想有特点,但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农村认为县城就是现代化。
挺有感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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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young ,too simple,to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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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各种妥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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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大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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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chan0402 发表于 2013-7-31 11:17
哎 生活是残酷的
受益,真的有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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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mera 发表于 2013-7-31 13:30
他们没有像中国这么多的历史。我们在阿拉伯的迪拜设计建筑时,它也要你的空间跟当地特征相结合,但它的当地 ...
同意,柯里亚、哈桑法赛,接地气的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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