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文章: 那一天

**gaidiye** · 拓乡士官|**gaidiye** 发表于 2013-11-23 20:24:22

来自: Tango 2007-12-28
1 E; T2 y( W3 K那一天

　　那一天，在去宁波的火车上，或者，是从宁波返回杭州的火车上。我看见一座旧时民宅，单层，青瓦白墙，从檐廊看是一开间。我第一次意识到它的尺度如此之小。火车的高度提供了一个比平视略高的俯瞰视角，就显得它的瓦作曲面屋顶很大，但檐口的高度估摸只有两米略多。不远处是座小山，高度只在二三十米。我意识到是山决定了那座房子的尺度。那座房子就像一棵树种在山边。过去画的山水里，看似随便的房屋与塔，尺度当是真实的。那房子独处在稻田中，让人觉得孤独，远处几座新民居还算朴素，但尺度感大的多。决定尺度的已不是那山，而是远方城市中的建筑（图1）。又一次，我同时看到两个并存的世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那一天，我站在浙江台州路桥镇的河边，看河对岸的房子。房子破旧，连绵成带，但从中可以听到“一种傻呵呵的喃喃声过渡到刺耳的勤奋的嘈杂声”[注1]，但仔细看，每一幢的界限实际上清晰可辩，是一种近似切分的音节。其中一段木作立面上，可看出一个木楼梯的剖面，与立面压扁在一个平面上（图2），这种彻底的透明性让我着迷，我就在河边出神许久。

　　那一天，接学校通知去转塘看地。上校车一看，来了院头儿们和各系中层干部30多人。那天看了转塘狮子山、象山等四块地方：典型的江南乡村土地，山都不大，50米高度上下。记得那天的事有点像一种相地仪式，人们谈的最多的是这山那山的气息如何，至于房子该怎么造，谈的很少，只是说该合山的气息。地块最终落实在象山。我带画效果图的人又去看地，对他说不能随便用某张山的图片贴在图上，一定要下现场。我们就在现场拍了不少照片。我关心的首先在于一座总面积65000平方米，注定规模庞大的校园如何与一座不大的山共存，因为那山是先在的。山在建筑南侧，这群建筑将如何面对这座山，它们之间将说什么语言。二年之后，为了办“象山三望展”，我让研究生调出那组照片在电脑上按顺序拼接。研究生问我，这些照片焦距景深参差，甚至出入很大，视角会突然转折，是否需要在电脑上调整，或重新排序，我说不需要。结果让我有些讶异，拼出的照片和从建成后的建筑中看山的经验如此相似，一种思考着的目光，面对这个世界，沉静而温暖。视角的突然转折，好象有点走神。或者说，在房子未造之前，甚至未在脑子中出现之前，我已知道从建筑中，从建筑之间看山将会如何，但自觉的领悟它，却用了二年（图3）。再或者，可以从照片与山的相对位置和角度重新推断出那一天我的行走路线。我从东端进入现场，沿着河堤行走，在山从东向南的转折处，那里山势最陡，我向南沿田埂走了约40米，回望，拍下一张照片，接下来向西，在每一田畔的分界上拍照，饶过一口大鱼塘，又返回河堤，在那里向正西拍了一张，原地转180度，又拍了一张，等等。那天的行走路线肯定比这复杂的多，经常歧路旁出。把它和后来我带人参观建成后的校园的路线做个比较，或许是有意思的。有一点需要强调，照相机，并不是一种透明工具，它实际上是端在眼前的丢勒的透视盒子。

　　那一天，我趴在图板上，面对场地原始总图，手衔铅笔考虑该如何下手。图上稻田沟渠纵横，如传统中国城市的平面，北京，长安，或者苏州。不同的是，没有任何超自然，没有任何象征主义的东西隐藏在其中。只有一种种植活动，一种秩序，一个框架，一种复制时间和节气的机器（图4）。于是设计改变为对某种先在的设计的修改。

　　那一天，路过我所住小区前的街道，眼前景象让我有点恍惚。街边的房子我拍过，一幢简朴的民国房子，里弄式的排屋，但已经没了院子。每户居民都向街边搭建，就象是要毁坏那座房子本身。这些菌类式的搭建除了生活本身的需要，没有描述别的什么，而且越是积累，建筑就越是丢失意义的深度，或者说，在那种搭建背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我曾在一天从这座房子的正面拍摄，街道只有10米进深的空间，我不得不一格一格拍，没有透视，也不管构图，只是用照片做水平的纯粹描述。后来市里掀起一场运动拆除全市街边的违章，这房子又恢复原貌，象只退了毛的母鸡，已无生趣。但那一天，我就象第一次看见那座房子，因为所有逝去的东西又都重新出现了，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世界的再生，而且如此迅速，悄无声息。那些小房子实际上都有某些改变，但这种改变完全位于语言领域。这一个和上次的那一个，像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句子，只有些微的差别，且只是在不同住户间互换了位置，而街道生活则完全恢复了生气。我跑回家取来照相机，拍下修自行车的师傅家正在建造的场景。一个师傅正在砌一个洗衣台，下面是清水砖，红砖、青砖夹杂着砌在一起，他就象一位哲学家，明白把两个关键句子分开的细微变化的重要性，一种小小的参差不齐和扭曲，就足以改变一切。他以一个奇特的姿势蹲在那个洗衣台上，像一只鸟。劳作着，闪着某种光彩。这些居民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我的老师，他们明白建造房屋的目的：为了一种生活世界的再生。除此之外，不想表达任何其他的意义。我曾经谈过“建筑”与“房子”的区别，不谈建筑，只造房子，既是为了建造一个宁静而温暖的世界，也是为了超越建筑本身。现代建筑最无能之处在于，它们首先是一些自足的作品，它们经常找不到返回真实的生活世界的道路。

　　那一天，记得是2002年春节前，我去北大访张永和。北大西门到建筑中心的路上，应该是清朝的一处废园。房子已经不在，但山水还在，曲折反复。我突然意识到清朝工匠是怎么干的，他们先整山理水，然后选择房子的合适位置和高低向背。世上只有中国人这么做，用人工的方法建造一种相似性的自然，遵循某种不同的分类法和知识。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完全是观念性的。造房子，首先是造一个世界，这让我明确了转塘校园的场地做法，那些山边的溪流、鱼塘、茭白地和芦苇都应保留，顺应原有的地势，做顺势的改变（图5）。

　　那一天，我突然想再去绍兴看看青藤书屋。印象里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房子，一处小院，围起一团宁静气息。布局有些随意，甚至让我无法清楚记得它的格局。肯定是什么偶然原因，让我无法成行。后来又几次想去，都未成行，再后来就搁下了去的欲望。于是，那处遮满绿荫的院子，就蜕变为一个梦想，隐含在最后建成的转塘校园之中（图6）。

　　那一天，我和妻子乘车去杭州梅家坞吃农家饭，途经一片种龙井茶的梯田。梯田石坎很长，道路和它很近的距离使它的两端超出视线之外，我对妻子说，这就是我想要的建筑基座，它具有某种超越视觉的力量，但却吸在土地上，轻轻的划定了地平线，划定了一个世界的界限（图7）。

　　那一天，又拖妻子乘车去象山校园现场。我意识到当一组建筑紧邻一座山，站在山顶向下看就很重要。山顶的制高点是一个圆形水泥水塔，有点难爬，上去后，眼前所见印证了我的猜测。我决定这组房子应以坡顶为主，江南多雨，可以用瓦，但如何去用，是个问题(图8)。现代建筑师一向怕做坡顶，方盒子没有上下，但我以为，中国的房子一向是有天有地的。就像一个世界必然有天有地一样。

　　那一天，艾未未和我一起在建筑系教学生用可乐瓶造房子。中午休息，无事可干，有点无聊。窗外正下着大雨，我建议去爬六合塔，体会一下那座塔在雨中如何。未未欣然同意，让我有点意外。前日乘车途经六合塔，我说我喜欢这座塔，未未说，不就是一座破塔吗，中国到处都是，有什么好看。雨大，无法在外停留，我们就直接进去。实际上，六合塔体积相当庞大，高达六十米，所在山体与象山近似，但走进塔内，体量感完全消失。每层塔六边，共十八扇完全相同的窗。我自每扇窗向外拍了一张照片，窗同，山同，但位置不同。我意识到把这十八张照片展开，就从内部决定了这组校园建筑面向青山回望的结构（图9），从基座平台上，从院子中，门洞中，门框中，桥中，从房子之间狭窄的间距之中。塔离山很近，如从窗外逼来，我想总图上的三号楼可以逼的离山更近。中国的山与建筑的关系，从来不是景观关系，而是某种共存关系。当我们离塔，雨已停歇，山上腾起山岚。从外看塔，密檐瓦作压暗塔色，檐口很薄，材料与山体呼吸，塔如吸在半山，在如象山般多雾的气候中，塔甚至完全隐匿，变的很轻。那一刻，我明白了庞大坡顶建筑可能的立面做法，一种内外渗透性的立面，而那塔的轻和隐匿让我看见了象山校园的返乡之路。我心中所想的，对未未什么也没说，至于未未想了什么，我也没问。

　　那一天，海宁一位画家朋友带我去拜访乡下的一位老中医。老中医在当地颇有名望，已是八十几岁高龄，但步入他的院子，却是宁静朴素的很。南向单廊的平房，坡顶，座北朝南，房子东西向很长，走进室内，光线不亮，却很清朗，空气通畅。从室内望南面狭长的院子，亮的有些刺眼。这种室内外的光线反差，在江南的民居和园林中都有，我给这种室内的暗光起过一个名字，称为“幽”。窗上的窗格似乎故意压暗室内的亮度，这即是中国房子上窗户的意味（图10、11）。它不是像现代建筑的窗子是为了提供某种以卫生标准为依据的亮度，它是为了让人从室内向外看的，这才是真正的户牖，表达了面对世界的一种沉静态度，一种玄思气氛。走到户外，南檐廊阳光洒地，很是让人舒坦，我就想转塘校舍应该多做几次这种晒太阳的檐廊，窗子的光该如何控制，绘画教室需要均匀北光，就做南向单廊，通风会很好，用杉木在廊沿做可全开启的门扇，院子最高的有四层，门窗关闭，院子的内界就清晰，具有另人震撼的单纯性，门窗打开，实际上无人能始终控制它如何打开，院子就会具有轻快的多样性（图12），阳光透过它又会如何，它会使院子变成那种双层底的魔术盒子，一种无内容的神秘感，想着就有点恍惚。老中医院子里种的不是一般花草，而是各种中草药，让我想起李渔的半亩园（图13），或者中国的书院。我意识到书院真正的意义是一连串用院子围合起来的纯粹场景，其中不能缺了某些类植物和动物（或许如博尔赫斯在他杜撰的中国分类法中所描述的），作为读书之处，院子至少和室内一样重要，两者相合，才称是一个完整世界。我也想起童年时代住过的新疆大院，那是一个师范学院，院墙围起一个世界，正是停课闹革命的时候，老师们就变了农夫。校园里除了屋子都开垦成田地，种上包谷和蔬菜，一座田园般的学校，我曾在其中快乐欢叫着奔跑。在一个校园中，比建筑更重要的，是它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体会世界的场所结构，将选用几种建筑和植物类型，将勾带起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我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在某种无目的的漫游状态中，一次又一次的从亲近身体的场所差异中回望那座青山，返回一种我们已经日见忘却的知识，使一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被贬的生活方式得以活生生的复活。

　　那一天，路过杭州的董豫赣被我截下。学校只给了我一个月深化单体方案的时间，而我的工作方式一向是用铅笔画出全部平、立、剖正图，标明门窗尺寸，才交出去用电脑翻成设计院需要的图纸。董豫赣会用电脑，我就抓他帮我画图。工作室是学校为了这个工程借给我的，西湖边一幢二层民国小楼，估摸学校里的人会以为我住进了别墅。那年正值南山路改造，施工队拆了这座楼的全部窗户。八月的杭州，白天室内估计有40度，夜里蚊子成群，我让董豫赣陪我在这房子里挥汗如雨三日。天气太热，我们俩就脱得只剩一条三角内裤。董豫赣怕腿上汗多沾住凳子，就蹲在凳子上，用一根手指敲击键盘，照着我的草图画，如一只蹲在树杈上的瘦鸟。施工的工人提着瓦刀灰桶在我们俩之间晃来晃去，我的图上就落满灰尘，过一会就得用一个板刷扫一下。尽管董豫赣说这是他见过的中国建筑师中工作条件最差的，但我并不觉得辛苦。实际上，我很喜欢这种氛围，让我在画图时就提前进入了建造状态。

　　那一天，我在画图间歇提起毛笔，临习钟繇的《宣示表》。我突然意识到这种书写是如何影响到我画建筑草图的方式的。实际上，我从没画过真正的草图，我的草图一经画出，细节就已十分肯定。我会从左至右或从上至下一路画去，房子和场景、朦胧的情感和想象的视觉逐渐以行动中的精确澄清为具体的形象，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即时性和动作的方向性（图14）。象山校园在脑子中想了八个月，真正画出只用了几个小时（图15）。正在起伏的地势，一个人可能的开门动作，他或她手握的门把手，院子里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人回望青山的可能位置，或者还处于半途中有了些模样的物体，一道透过披檐向下望去或向上望去的目光（图16），很电影的场景，后来我在文德斯的一张照片中见过类似的场景（图17，注2），沿着建筑的水平性伸向远方的无限视野，从三远法透视到一点透视的自觉切换，突然的扭转、中断、折叠，阳光入射的区域和角度，一个人的行动与众人的行动，内与外，走进与走出，在这里，细节的精确得到了刻意的追求，像是用放大镜显示一个原样大小的真实场景那样，而这一切终将完全静止不动，落实为真实尺度的建筑现场，只留下面向那坐青山的一系列敏感姿态。

　　那一天，我从工作室小楼的底层走过。一扇旧式格栅窗，四周的东西都已被拆去，突兀的凌空挂着。我心中一动，上楼对正在画图的材挺老师说，下去量一下那窗子，按窗高60公分，窗间隔24公分放大，装在1#楼楼图书馆的立面上。我兴奋的意识到，这产生了一种方式，用低造价的普通窗组成一个立面，充分的采光和通风，却维持了一个面的面感，从它望出去的世界又会怎样呢？而细微细节的巨幅放大，会使人处于一个平面和中断的世界中，眼前的一切将变得陌生，事实上排除了建筑后面的所谓意义（图18）。基本上，我对形式上的怀旧毫无兴趣。

　　那一天，艾未未又来建筑系授课。我带他去看刚作完的校园木制总体模型，是我领一班学生照施工图做的。那时施工已经开始，我想用模型做尺度校准（图19）。未未看了，就丢下一句话：“房子做的挺正的”。

　　那一天，我又去校园工地。工期只有一年，我下工地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每周至少三次。管工程的吴小华老师问我，瓦可不可以用旧的，旧的比新的便宜一半，我说当然可以，有多少用多少。中国房子的材料一向是循环利用的，用过就扔不是我们的传统，况且这是一个十分划算的做法，房子造好，就已有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旧瓦的气息、色泽也完全不同，它会使房子隐没在场景中，并与山相呼吸。杭州多雨，我开始想象这群房子在雨中的状态。现场运来的瓦愈见增多，除了瓦，又运来旧砖和石板。吴小华专门找了两个砖瓦贩子，在浙江全省搜集，哪里在拆旧房就去哪里。转塘原来就有不少收废品的，干脆不收废品，改收旧砖瓦石板，收了就往校园送，堆在工地上，如一望无尽的海洋（图20、21）。后来我问小华，到底用了多少，他说统计了一下，超过330万片。

　　那一天，我在工地上琢磨工匠们干砌块石的做法。工匠有二拨，一拨来自山东，一拨是浙江本地的。山东工匠做的方正，但有些呆板，我让他们不要去修石头，而是凭感觉，拣到那块就砌哪块。浙江工匠灵巧，但把石缝砌的如同曲线波浪，我就让他们拆了，随意去砌，不要雕琢。后来工匠问我，是不是就像他们在家乡那样随便砌，我说对了，就跟在家里一样。

　　那一天，管工地的何海源和鲍工打电话给我，说恐怕要改一下瓦顶的坡度。我把屋顶坡度有意做的斜度很小，意在制造一种介于平屋顶和坡屋顶之间的状态，也使瓦顶和立面上的披檐更易衔接，把传统句法中两个原本分开的句子集中在一起，使屋顶爬下立面，形成一种连续（图22），切断这种做法和传统的直接关联，但过平的坡度，会使瓦顶排水倒灌。又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类似的讨论不知有过多少次了（23）。何工和鲍工经验丰富。对建造法烂熟于胸，我们一起推导出了使瓦屋顶可以正常排水的最小坡度。这种做法还隐含着另一种意图，房子从一个面看去，完全像是平顶，从另一个面看去，则是坡顶，当它们密集排列，且有小角度的平面扭转，会使人产生一种恍惚，这是同一座房子吗（图24）？而事实上，差异在这里被精微分辨，校园建筑最终落实为一种“大合院”的范型聚落，单纯的合院能够适应繁多的功能类型，这里尝试的，是一种以合院为主的自由类型学，合院因山、阳光和人的意向而残缺，兼顾着可变性和整体性（图25）。两座院落可能完全相同，不同只在于平面角度、山的位置、相邻建筑和室外场所的细微差别（26），以看似基本不变的简单形制形成了一个谜局，也使工程能够适应大规模的快速建造。趁这机会，我将4#和5#楼的高度顺势又压低1米。在这群建筑中，水平的瓦作密檐再次强化了建筑群的水平趋势，与山体比较，成为一种平行建造（图27），用以控制和消解巨大面积所导致的巨大体量。原本平坦的场地被顺山形水势改造为这一带典型的低丘，连续、突然转折、高低起伏且不断分叉的步道系统使这里成为一种水平绵延的漫游场所。

　　那一天，我登上7#楼48米处，下望，被施工中的体育馆屋顶震撼（图28）。

　　那一天，我在工地上发了火。我对管工地的人和工匠一向客气，很少发火，但那天不同，施工队在悄悄地往清水混凝土上抹灰。接下来的日子，我就很盯着工地，因为这种情况四处发生。现在的工人已经惯于往墙上抹灰，刷涂料或者贴磁砖了，我要求的做法让他们困惑。后来管工地的何海源老师就总结出一句：凡是我们认为做错的，王老师没意见；凡是我们认为做对的，恐怕就有问题。学校管工地的老师们逐渐体会到我的要求，吃不准做法的地方，就让我来定。我对他们说，我不怕辛苦，有事打电话，随叫随到，有时一天就跑两趟。

　　那一天，管工地木作的师傅请我去看楼梯扶手大样，特别是拐角处，说他们按我的图照常规做，有点难，就想了个做法。看到那个大样，我心中几乎是狂喜。工人太聪明了，那个扶手拐弯，按我的要求做成水平的，但只有上面一根线是水平的，利用铁和木的特性，其余均在空间中扭转，顺势而下（图29）。实际上，这工地上有很多做法出自施工管理人员和工匠的智慧。一开始是我有意识的追踪施工过程，即时性的调整做法，接着这种以民间手工建造和材料为基准的做法，激发了工匠们的热情。于是房子不是由设计完全决定，而是让设计追随因大量使用手工建造而导致的全建造过程的修改变更。联系单因此变得异常重要（图27）。设计因此超越个人创作和工程师的专业控制而演变成一种以手工建造为核心的集体劳作。不知不觉间，一种不同的建筑营造观开始在工地上形成。

　　那一天，管工程的吴小华叫住我。说按我画的尺寸，那些木门窗上的风钩和插销都买不到现成的，问我怎么办。我建议他到镇上访访，有没有铁匠。过几日，他说找到了，那人他认识，曾为了拆迁差点跟他动手。对打造风钩、插销，铁匠热情高涨。事实上，除了打些锄头镰刀，小铺从来没接到过这么大的活。又过几日，我看到了安装在木门窗上的风钩插销样品，圆形断面的钢筋上打出些方正棱角，就有了刀工骨线（图 30），真是好活。

　　那一天，我被工地上的一件事震惊。拆除脚手架后，发现教室的门均高2.7米，楼梯间的门却只有2.2米高度，高矮两种门直接并置（图31）。我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尽管我带着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花三个月把杭州市设计院的建筑施工图重画了一遍，但楼梯仍然是按原来的楼梯详图做的。管工地的老师们问我怎么办？把楼梯间的门拆了重做吗？我站在那里考虑很久，说，不用改，就这样吧。我喜欢追随偶然性，并试图去把握它。在中国的造园传统中，这种情况想必多次发生过，瓦解着我们关于建筑尺度的固定观念。有意思的是那种矮门，正好丈量了人的尺度，而它附近的门可能高达6米，这就是建筑中的蒙太奇。那扇高达6米的门在三号楼，就是我有意让它逼近山体的那座，门的比例是按范宽《溪山行旅图》做的。站在院内，透过那个门回望青山，就感觉很远（图32）。不知何时，大概是在临近竣工，象山已飞来满山遍野的白鹭，分白羽和褐羽两种，据说有数千只之多。

　　那一天，管工地的老师们找我商量，说想想办法，学校要求造价无论如何得控制在每平方米2千上下，而且要包括场地环境、设备、室内工程。工地去多了有个好处，就是对每个角落和细节都了然于胸，一切不是全凭图纸决定，而是凭现场直观的经验决定。我说好办，砍木门板，三号楼全部取消，六号楼砍三分之二，高层外挂楼梯上的不锈钢网全拿掉，老师们算了算，说这一下至少减了2百多万，应该够了。事后看，这些决定下的正确而且准确。快速的施工，难免有粗糙的地方，但我一向认为更重要的是设计在现场感上的准确，或者说面对事物的态度要对。

　　那一天，我和管工地的何海源走过7#楼下。这座校园间唯一的高层房子被我有意做的很瘦，接近江南古塔比例，记得最早的电脑图是董豫赣蹲在凳子上画的。塔用透明玻璃外皮，塔瘦，使它容易透明，于是，这个校园中唯一的中心只是一个空的中心（图33）。底层架空，塔身从一个青砖院子中升起，我注意到青砖院子已经砌完，说，低了三皮砖高度。何海源说他们觉得原设计高了，怕影响视线，就减了几皮，现在正抢工期，最好不要返工。我说先这样吧，以后再调整。问题不在高低，在于世界感的界限，墙高三皮或低三皮，就精确决定了是在边界这边还是那边（图 34）。竣工以后看，少了这三皮，院子就失了院气。

　　那一天，陪一个德国回来的朋友去看工地。他注意到瓦披的做法，瓦披直接与立面墙体相接，是否室内光线太暗。我看了看，说恐怕不全是光线问题，这样做兜风，台风来了怕要出事。我和管工地的老师商量，他们说披檐出挑1.8米，瓦下面的竹胶板宽1.2米，正好不够长要接，我说不用接了，就做1.2米，留60公分缝，可以泄掉风力，也方便开窗（图35）。后来就来了云娜台风，那一夜我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给工地打电话，听说没出大的问题。事后看报，那场台风经过转塘时有十级。

　　那一天，我和管工地的几位老师在现场讨论建筑基座平台的地面做法。我要求用“露石混凝土”。具体描述是：就像乡村水泥路，走的久了，掉皮，混凝土中的石子都露了出来，密集而均匀。这问题已讨论多次，工人也做了多次实验，水刷石、干粘石、混凝土起砂、水洗石，不同的石子级配，但始终达不到我的要求（图36）。我清楚记得那天，是因为何海源的一句话： “是不是像吴山四宜路山口那条路？”我说是的，问题就此解决。但我想的不止这些。用露石混凝土，会使行走的脚有脚感，也减轻了建筑维护的压力。用瓦、清砖、干砌块石、清水混凝土、水泥拉毛，竹条与竹板，等等，实际上都隐含着房子与时间的问题。用造园的意识去建造校园，而园子是要人去养和体会的，它涉及了和今天主流建筑学不同的一种建筑传统。

　　那一天，已是竣工前不久，钢构公司又问我跨河的廊桥如何收头。这问题已讨论过，但我一直有些犹豫。两座廊桥，宽度相同，把校园沿山切分三段，它们既是连接山体与建筑的道路，三米多的宽度也是某种教室的宽度。一座用钢筋混凝土造，长80米，一座钢造，长180米。混凝土那座简单直接，它的迷局是在桥下的柱子排列方式。施工半途，由于造价我修改了设计，将桥上的廊屋反转到桥下，但类型上的小小改变，对人在行动事件上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图37、38）。钢造的那座，以竹林般的斜柱支撑，有的柱子甚至出现在桥宽三分之一的位置，呈现为一种深思熟虑的有序混乱。它的三个片段以曲折的平面角度被用于教学楼间的连接，随着在施工中逐渐成型，带来众人的疑问。尽管任何一处柱间的绝对桥宽都在1.8米以上，脚步轻移，就见三米宽度，但人们依然断定它影响行走。或许这就是类型改变的意义，它打乱了桥的类型分类，我理解人们因无法找到固定的意义而焦虑不安。实际上，这些桥的片段就是一些小的迷园，而在园林中的行走，原本就不可以太快的（图39、40）。在经过或长或短的片段出现之后，它们的结果在180米的钢造廊桥上被揭示。斜柱无限复制，达到一种超视觉的敏锐度，似乎连接着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地点。在桥上写生的学生若隐若现，已经身陷迷园（图41）。那天，我站在钢造廊桥的端头，对管工地的何海源说，桥就断在这里，将来要接，也要有断感，从今天起，杭州就真有断桥了（图42）。

　　那一天，我去给建成的校园拍照片。妻子和我同去，我怎么拍都不对，妻子拍的却精彩。她笑着说，你对这里太熟悉，就不知道该怎么拍了。你做的这房子，不能单幢拍，而是要带着前景拍，如从门后、栏杆边，带着这座拍那座，带着廊桥拍房子，或者带着房子的局部去拍山（图43、44、45）。我一笑，说自己怎么又想去还原了，这房子原本就是为给照相机制造障碍而做，或者说，首先不是为了视觉而做。就像瓦披，有人说挡了视线，实际上,它的高度就是为了让人在正常视觉高度有障碍，你只好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一个视觉至上的时代，人们已经忘了除了视觉还有其他的东西（图46）。这群房子在照片上不会太好看，它逼你到现场，逼你进去（图 47）。

　　那一天，陪来访的美国罗德岛美院建筑系主任彼得去看既将完工的校园，看完，问我一个问题：你认为，这座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那一天，施工管理处长吴小华问我，建筑边的覆土上种草怕已过了季节，有人建议种麦子，行吗？我笑着回答，当然好了。建筑周边的土坡上就被种满燕麦，那时正好是12月间。来年四月,麦子一片青绿，已经抽穗。五月，燕麦金黄（图48）。

　　注1：引自[法]阿兰•罗伯—格里耶1963年文“雷蒙﹒鲁塞尔作品中的疑谜和透明”，见其批评文集《快照集》，湖南美术出版社“实验艺术丛书”。
　　注2：引自[德] 维姆•文德斯的《一次》第1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