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 | 珍妮弗·沃尔琪，马库斯·欧文斯 | 动物与当代建筑和设计 | 与动物一起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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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当代建筑和设计1）

Animals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Design1)

珍妮弗·沃尔琪，马库斯·欧文斯/Jennifer Wolch, Marcus Owens
徐知兰 译/Translated by XU Zhilan
范路 校/Proofread by FAN Lu


摘要：动物和设计有什么关系？设计师是如何看待、关怀和使用动物的？我们在文中分析了一系列以动物为主要特征的设计项目，定义了人与动物研究（HAS）领域和设计研究领域之间的交叉地带，并探讨了动物或动物性在设计中的广义社会价值。首先，我们回顾了涉及这两个领域之间交叠范畴的文献。其次，我们探讨了对若干著名设计博客网站上的动物设计项目进行雪球式调查的结果。我们认为设计师特别关注的动物种类、动物设计类型标准化进程，以及在设计圈内广为传播的设计项目，都揭示了设计师的若干文化盲点和偏见。最后，文章提出了动物设计策略如何凸显与通过调动认知、行为和渴望作为技术实践实现功能目的相关的广义社会转型过程。文章认为设计研究作为跨审美领域和技术实践领域的综合，不仅对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具有见解独到的洞察，对技艺和技术的研究也同样如此。而本文提出这个观点则是为了帮助设计研究领域建立更宏大的框架，同时也有助于人类与非人类动物之间形成更宽泛的关系。


关键词：人类与动物研究，设计研究，科技研究，网络文化，建筑学


动物在设计中起到什么作用？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分析了一小部分当代动物设计项目，既有来自于知名从业者的作品，也有各大设计文化媒体平台报道的个别项目和竞赛参赛作品。同时文章还思考了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它处于关注人类与动物相互关系的人类与动物研究（HAS）领域，以及关注科技、材料与视觉文化的设计研究领域之间的交叉地带。尽管马修·富勒[1]已考察过有关动物的艺术，而迪萨尔沃和卢肯斯[2]也曾试图厘清更广义的“非人类中心的设计”；而考虑到生物科技领域在市场驱动下取得的进步，以及设计与力求满足人类欲望的后资本主义注意力经济、创造性经济和创新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更明确地遵循了斯劳特戴克ⅰ提出的“人类动物园规则”[3]，指出这些研究领域之间的交集地带与人类政治日益相关。本研究认为，设计的美学实践为提出动物性的议题，以及探讨与之相关的技术与技艺问题提供了理想的平台。与之类似的是，设计的技术要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动物的新方法。该方法从综合运动与感官表达以及环境流量ⅱ的行为学角度出发，让我们能够超越人类强加给动物的、将形态特征作为其本质的认识。[4]


已有证据表明，在动物研究和设计研究的案例中都出现了关注焦点彼此汇聚的趋势。考虑到人类与动物研究的专业植根于动物权利运动和动物解放运动，且这一研究在非人类的主体性方面也已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因此，它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尤为独特，而当代社会的弹性政治与生态危机的观念也支持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那些富于魅力的动物曾主导了20世纪的动物研究领域及其基于人权概念的研究方法。而更近期一些，则有人提出应重新设定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概念来适应除此之外的其他动物的特征，其中包括菌类[5]、苔藓植物[6]，甚至还包括宇宙中“不仁”的地质物质[7]。这些方法能综合美学和符号学理论，用于阐述物质的潜在政治能动性。这些文献并不一定支持拉图尔ⅲ召集的“物的议会”的号召ⅳ，但将物质引入动物研究领域的方法也值得注意，这一方法以物质实践的方式与设计研究相联系。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例如，为了维护整体生物多样性而使某些物种灭绝，动物权利提倡者可能会和生物中心主义的环保人士产生冲突。但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提高人们对非人类他者的意识，则常常能成为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动物项目设计者的目标。


为了确定动物在设计中的位置，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设计与科技、物质材料、视觉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纵观从人类学[8]到哲学[9]、技术史[10]和艺术史[11]等领域的相关设计理论，设计一直都被认为是人类进行创作和制造的方式，它源自古希腊笼统的“技艺”一词，与奴隶和农夫的实践和手工劳动密切相关。在这些学者看来，伴随着泰勒主义ⅴ工业生产制度所产生的劳动分工现象，设计从技术和笼统的技艺概念中独立了出来。英戈尔德描述了设计和其他类似的艺术或科学天赋等“人类自发想象工作”的出现，如何变成机械劳动兴盛而手工业衰败的另一种技术实践[8]295。在物质文化和技术研究领域的学者看来，设计意味着对物质或技术的管理或美学操作[12]。由此，设计“工作”成为附加的管理或审美劳动，超越了与技术本身直接相关的物质功能。


然而，设计与现代的关于艺术的概念也有差别，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素描概念和朗西埃ⅵ提出的“艺术美学机制”或艺术的观念就强调了这一点。在朗西埃“再现机制”定义的最后部分有这样的阐述，素描或绘画行为服务于艺术和技术之间的沟通界限，或现代社会中视觉创造和手工劳动[13]之间的界面。因此，设计必须、或至少应该在理论上“有效”。根据预设产生结果所具备的技术意义，与在艺术美学机制下产生的自发行为形成对比，也定义了现代性的内涵。人们期待设计能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破除传统、及（或）模棱两可的情景或产品，而设计本身又要求在某些层面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以及实现一些功能。


我们通过探讨动物设计项目与其物质功能和艺术审美之间关系来开展研究。许多项目来自学术工作室、概念方案竞赛和艺术实践的成果，刊登在BLDG博客及其旗下的“将来完成时”网站，而“拓展环境”网站等媒介上的项目也都天然地更具批判性和理论性。虽然这些项目通常是利用现有技术精心设计的成果——如“未来动物园”，但它们也采取了与传统动物建筑类型不同的建筑形式，由此为全新的跨物种关系设计构建了新奇的物质形态。这些项目以各种方式模糊了艺术和设计的边界。“批判性设计”[14]或“设计艺术”[11]的实践形成了一些常常富于批判性或煽动性的“功能”对象，而不同于设计所包含的字面意义。诞生于学术工作室的思辨设计和智库，借鉴了想象视觉化、另类现实、或批判现存事实的建筑学悠久传统，是现代设计的象征标志。最后，明星建筑师现象也同样明确地来源于现代主义对艺术审美机制天才的崇拜，而不是一种自发的或进化论式的观点。许多建成项目的特色在于场地设计——尤其是动物园和水族馆，这和当代语境中建筑实践作为品牌建设手段的理念联系更多。许多在Archinect、Archdaily、Designboom和Dezeen等网站上报道的关于动物的建成设计作品，则倾向于对由行业规范所限定的标准建筑类型进行新现代主义的重复美化，而不是出于“为动物而设计”本身的目的。


无论表现形式如何，设计有限创新的特点清晰地呼应了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如果说深时ⅶ 、大气科学和生态学的后平衡范式代表了人类从行星视角对环境观念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媒体理论家则通过类似生物媒体[15]或湿件[16]系统的概念主张化解生物和科技的分界。其中，湿件系统与软件编码、硬件设备三者共同形成了计算机系统。考虑到“有计划地干预人类生命方法”[17]的动力机制，或设计中蕴含的“有效力的工程”[18,19]，“美感力量”的概念随之产生，描述了在不断产生新奇感、不断创新和进行品牌形象管理的过程中，有机体的感觉中枢如何成为设计的对象，这些过程则是在当代注意力经济背景下，为吸引消费者关注所必须完成的[20]。如果说基因材料、活细胞和神经元是新一轮“科技推动资本积累”[21]的浪潮前沿，那么审视动物在设计中所扮演角色的过程，能让我们理解当今社会为人类而做的设计具有的动物性机制。举例来说，对动物和动物性的思考能如何帮助技术和设计领域的学者思考我们和机械智能的关系呢？例如土耳其机器人ⅷ、人工智能、或为了逃避面部识别软件辨认而进行时尚和化妆的设计等。

设计中的动物研究：方法和资料


为了开始全面了解当代与动物相关的设计，我们就设计文化媒体开展了动物相关项目的调查。调查大量依赖网络信息，因为有许多建筑项目——无论是已建成还是概念性的，都未在书籍、同行评阅的期刊文献甚至流行出版物中进行报道。这可能和建筑师与业主不披露项目信息的协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竞赛、展览、学术工作室、和其他短暂地出现过的思辨作品大量涌现，而它们以各种方式定义了当今的建筑和设计文化。我们的调查也因此聚焦于由著名建筑博客网站所构成的所谓“博客圈”，包括Archinect、Archdaily、Designboom、Dezeen、BLDG博客及其“将来完成时”网站。Inhabitat作为更为消费者导向的生态生活方式设计博客也同样报道了一些动物主题的建筑项目。最后，“延展的环境”博客（原“动物建筑”）则完全致力于报道建筑和设计文化中的动物，并组织了若干届“动物建筑奖”。后文针对研究中并未覆盖的物种分布所进行的探讨也因此呼应了更广义的视觉和媒体研究，而这些研究针对广受欢迎的数字动物（或受欢迎的明星建筑师品牌）[22-24]的算法领域进行了探讨。


物种代表性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覆盖了从2000-2014年的一系列博客和传统出版物，包括书籍、期刊文献和展览目录。根据林奈生物分类法的专业术语，在进行分析的86个项目里有2个项目与软体动物有关，12个项目涉及节肢动物，还有72个项目则属于脊椎动物（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明确涉及环节动物、海绵动物或水母的项目）。在12个节肢动物项目里，有7个是有关蜜蜂的项目，而蜜蜂与技术的关系也是无数学术研究的主题[4][25]。其中4个蜜蜂建筑项目是蜂巢的变体，在这里被归为动物巢穴的装饰性变体项目类型。其他的设计项目还包括一个旨在帮助蜜蜂授粉的生态学项目和2个利用蜜蜂的天性制造蜂窝结构的项目。我们查到的2个软体动物项目分别是娜塔莉·杰里米金科和克里斯·沃伯肯的“贻贝唱诗班”和SCAPE景观建筑师事务所为纽约港设计的“牡蛎建筑”方案。


到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组建筑是为脊椎动物设计的，尽管脊椎动物门下属的动物种类最少。在72个脊椎动物项目中，有12个涉及蝙蝠及（或）鸟类，而除了2个项目之外，其他所有项目都是为野生动物或家禽设计的。和设计蜂巢一样，所有这些项目都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定义了当代生态学和城市环境中的野生动物相关设计，但它们通常表现得与其说是通过对动物感官能力的研究“为动物而设计”，不如说是对现有建筑类型进行装饰性的重复。与此类似，许多此类脊椎动物项目的设计都落入了现有建筑类型的窠臼，如兽医院或动物园，每一种都有按照各自行业标准的最佳设计模式，后文将就此进行探讨。


在所有的脊椎动物项目中，为猫和狗之类的宠物做的设计最常见。共有12个项目涉及猫或狗，其中7个项目是宠物医院，3个是宠物之家，还有2个犬类主题公园。有一个以实验性金鱼缸为特色的项目并未计入这些宠物项目类型，它被归在6个水下、海底或水族馆项目之列。这些宠物保育设施衍生出了一个超出标准兽医院而变得奢侈、并成为人类社会地位标志的分类，如范迈耶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犬类度假酒店”（图1）。




1 “犬类度假酒店”（设计：范迈耶建筑师事务所）


考虑到犬类与人类情感、情绪和生活方式方面不断进化的协调关系，它们长久以来就是人类与动物关系研究的关注重点。这些研究范围涉及从考古学和动物学[26]研究、到更偏民族志学[27,28]的人类与犬类关系分析，而地理学家海蒂·纳斯特[29]也批评这些关系所体现的当代物质文化是“新自由主义异化”的症候。这一设计类型的历史可能要涵盖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地区于1979年建立的欧隆族人公园，它据称是美国第一个犬类公园。其他未包含在我们网络搜索调查中的项目还包括玛丽·德罗斯在荷兰设计的犬类游戏场地“城市犬类探险”（图2），以及肯·史密斯在曼哈顿东河沿岸设计的犬类公园。此外，还有无数狗舍类型项目，包括明星建筑师的“为犬类设计建筑”和丘比克斯公司的“狗舍”（图3）。在设计方面，这些项目似乎和装饰性的蜂巢、鸟巢或蝙蝠巢穴更相似。有许多鸟类和蝙蝠的巢穴设计，也有从高端预制物件到各类奇思妙想的设计，如黄中的“鸟厦”（图4）。




2 “城市犬类冒险”（设计：玛丽·德罗斯）





3 “犬舍”（设计：丘比克斯公司）





4 “鸟厦”（设计：黄中）



这些宠物设施和动物看护设施项目的变种是野生动物的聚落设施，它与修复自然生态或其更极端的变化类型“再生野性”的实践和技术有关。将野生动物放归自然和行为重建的伦理学是克莱尔·帕尔马[30]这样的环境伦理学家的哲学议题。而野生动物放归自然的实际做法作为修复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受到常规形式和最佳实践的影响，仍然十分紧迫。它们由此为设计的介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31]而本文涉及的大部分项目都更像是收容所或兽医院。虽然在这些项目中有许多远谈不上是技法娴熟的设计，但野生动物放归自然的新兴领域和景观修复之间的交叉地带却通过把康复、孵化和行为调控的各种技术和之前探讨过的广义景观尺度空间修复和景观廊道规划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能为进一步的创新提供成熟契机。


通过用林奈生物分类法的术语为这些项目建立框架，我们能看出哪些动物得到了来自人类设计师的最多关注。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是脊椎动物，而不是种类数目更为庞大的节肢动物。有趣的是，那些通常被称作与我们在进化进程中关系最密切的亲属——类人猿，却丝毫不受关注，而如猫和狗之类的宠物则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度。与此类似的是，生产乳制品或直接为人类所消费的养殖牲畜也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关注。


最佳实践项目与思辨挑战


研究采用的另一种分析方法是在建成与未建成作品之间作区分，或是在利用非人类动物提出挑衅和批判的项目、和更保守的动物建筑类型建成作品之间作区别。建筑博客网站报道的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对现有动物建筑类型的重复——动物园、水族馆、兽医院、收容所和野生动物放归中心等。和许多人工设计的鸟巢和蜂巢一样，这些建成作品的设计并未与动物本身产生联系，而是更多地满足了人类分类需要的不同功能。例如，为一座奢华的兽医院或宠物动物园采用的PR材料通常会模糊标准的箱笼、手术设备和其他非人类动物的要素。在很多情况下，还存在行业规范和专业机构。例如美国国家建筑科学协会有一整套《实验动物房整体建筑设计指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设施办公室有针对动物研究设施的设计导则；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保留有动物展览设计和施工项目的索引；而北美兽医社团则在最近的几届会议中都设有设计主题的分会场。这些行业标准和最佳实践项目形成了传统“日常”动物建筑的基础，并经常成为设计服务行业的独立部门。例如，根据《整体建筑设计指南》，实验动物的保育园——和非动物的研究设施一样，必须包含高效的暖通空调系统（HVAC），推广清洁理念，并推动确保生物安全的协定。此外，根据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实验室动物豢养和使用指南》[32]，实验动物房还必须配备适当的“箱笼尺寸和箱笼体系”，这份指南还进一步给出了房间尺寸、环境和交通模式的要求。由于动物研究易于引起争议的特点，额外的安全和保密也和设计有关。在我们对实验动物房档案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它们显然没有出现在建筑事务所为那些杰出的生命科学高校研究机构所设计的平面上。然而，如《实验室设计要闻》之类的行业信息媒体则有许多为动物研究提供的实际设计项目报道，如美国库尔波恩生物器材公司的“小型动物跑步机”，就十分“适合强迫运动训练和肌肉疲劳度研究”。由此，此类建筑设计的不透明与设计和销售风靡实验室的产品所必须的可见度形成了对比。


与实验动物房罕为人知的情况相类似，屠宰场的建筑设计也模糊了人类的视野，反驳了蒂莫尼·帕奇拉[33]所形容的“异常空间”。虽然这种视野的模糊到了实验动物房就表现为设计的缺失，在食品生产上与动物相关的项目却具有相当的比例。尽管许多项目属于狭义的牲畜馆舍和保育设施，却几乎没有任何项目关注屠宰场和屠宰行为本身——也许最著名的反例就是坦普·葛兰汀ⅸ的作品[34] （图5）。




5 屠宰场入口（设计：坦普·葛兰汀）


在所有的牲畜馆舍设计中——无论它们是思辨的还是（至少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的设计，我们能大致区别出基于技术构想的项目，以及寻求更多田园诗意和鼓励摄取本土食物意味的项目。调查涉及的装配式农场保持了更多回归土地的城市田园倾向，包括于2008年在“迈阿密设计”上展出的德国艺术家迈克·梅勒的“农场项目”，70F在荷兰阿尔梅勒设计的“宠物农场”（图6），以及设在新奥尔良的曲型工作室搭建的一系列城市田园项目。前者的案例中包括若干理论项目，如MVRDV建筑设计事务所的“猪城”（图7），是一个为了尽可能满足荷兰市场的猪肉需求所提出的概念性设计。该项目乍看怪异可笑，实则有力地批判了肉食消费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更近期的思辨设计项目则是芝加哥的设计伴随公司提出的“农田世界”（图8），表现了对意大利建筑师安德烈·布兰奇的“农构城市”ⅹ的技术未来主义的都市田园回忆，景观设计理论家查尔斯·瓦尔德海姆[35]用这个项目来论证当代设计与农业的结合是设计师日益增强的环境素养所导致的成功。




6 农场项目（设计：迈克·迈耶）





7 “猪市”（设计：MVRDV）





8 “农田世界”（设计：设计伴随公司）



瓦尔德海姆认为这种益处既涵盖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食品生产和分配，也包含了前工业化时代农业技术的优点，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可持续性。更广义地说，瓦尔德海姆通过将生态学经验付诸实践方法推广了景观都市主义的学科，这一经验以复杂的系统理论作为出发点，而景观也成为了卓越的设计媒介。由此，这个研究里的许多动物设计项目都受到了这种超越农业范畴的影响。


在人为设计的景观中面对动物


随着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像纽约城市中央公园这样的项目里布置放牧牲畜，让它们成为景观花园运动中田园气氛的构成部分，197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态学转变”则从濒危物种保护法和生物多样性驱动的保护生物学角度入手，重新确定了非人类的动物在景观中的位置。在北美的景观和环境设计文化里，这些策略通常与把景观转变为聚落的设计、规划过程中使用的“叠图法”和生态评价调查联系在一起。正如沃尔琪和埃姆尔在其著作《动物地理学》[36]中表述的一样，他们观察到继城市生态学成熟之后，出现了当代建筑和设计的“绿化”过程，把在人类影响下的各种城市生态系统组合为整体。与此同时，诞生于20世纪后期的城市形态学也似乎推动了更多的大型动物种群与人类更近距离的接触。许多项目在其功能背后强调了在城市肌理中抚平这些接触地点的目标。


这类大尺度的项目通常围绕生物多样性进行设计，或以保护大型关键捕食者、为它们重新建立栖息地的连通性作为目标。从实际的生物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设计原则出发产生的大型规划案例包括：美国佛罗里达野生动物保护廊道、荷兰国家生态网络、美国黄石至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野生动物廊道等。这些大尺度的区域规划部署了一些景观设计尺度的干预措施，如野生动物过境通道的设置和栖息地的修复设计。在设计师们大规模缺席美国佛罗里达规划的同时，一些高姿态的荷兰设计公司则已在荷兰建成了一些野生动物过境天桥的项目，而美国科罗拉多州韦尔隶属动物公路通道项目（ARC）下的野生动物天桥设计则是一次大型国际竞赛的成果，由迈克尔·范瓦尔肯堡合伙人公司的“鞍形拱自然”方案（图9）摘得桂冠。




9 “鞍形拱自然”（设计：MVVA）


其他不一定属于更大区域联通设计组成部分的景观规划和设计仍可能包含为某类物种修复栖息地的内容作为设计的关键组成部分。随着复杂理论的关注焦点由平衡的自然转变为通过一种机制使能量的流动达到最佳状态，栖息地的修复和农业之间的边界也可能变得模糊。SCAPE景观设计事务所参加纽约现代美术馆“上升的洋流”展览的作品（图10）由一系列能同时去除海水污染、缓和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问题的牡蛎养殖场组成。除了SCAPE公司的多功能基础设施项目，Kyunglin Hong的“都市季节性迁移放牧”（图11）则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景观尺度食品生产项目，该项目获得了2012年“动物建筑奖”提名。这些项目和保护生物学驱动的生态修复项目之间存在一处显著的不同，就是对本地物种的去中心化和有利于新陈代谢机能的生物多样性指标。




10 “牡蛎建筑”（设计：SCAPE景观设计事务所）





11 “城市季节性迁移放牧”（设计：Kyunglin Hong）



在非景观尺度的项目中，能让动物与城市开发基础设施无缝衔接的、最实用的项目可能是用钢框架结构搭建玻璃幕墙来消除撞击导致鸟类死亡的项目[37]。建筑师珍妮·甘在设计保护鸟类的高层建筑方面有极为丰富的成果，如她在芝加哥设计的“水塔”（图12）。珍妮·甘在坐落于芝加哥去工业化的南部地区的福特卡柳梅特环境中心（图13）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策略。然而，这个环境中心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它的功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功能和在地区或景观尺度上生产食物的各类设计之间，是无数诸如卡柳梅特环境中心这样的设施，这些设施的设计让人能在城市环境下观赏野生动物，或至少安全地和它们接触。这些项目介于旨在重塑或重新构想整个景观环境的项目、和在现存景观中布置各种提示说明、标识、观景平台等设施或建构的干预措施来设计空间体验的项目之间。在海角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莫拉河水族馆”（图14）项目中，在野生环境下观察动物的理念也同样延伸到了水下，而珍妮·甘为“巴蒂摩尔水族馆”设计的改造方案也同样是类似于庇护所的设计。




12 “水塔”（设计：甘氏工作室）





13 卡柳梅特湖环境中心（设计：甘氏工作室）





14 莫拉河水族馆（设计：海角建筑事务所）



在某种意义上，用于观察野生动物的建筑可以认为和装饰性的鸟巢类似。许多项目依赖自然主义相关的审美理念，试图在远离自然的现代主义隐喻内部进行设计，对常见的、作为人类组成部分的物种间的相互作用视而不见，并执着于与一种有魅力的动物他者、或“本地物种”进行接触，作为更广义的人类之外本体论的替身。这些项目通常都伴有在理论上促进跨物种保育的生态学使命的表述，尽管许多项目只是更多地表现在形态或姿态上，但却不具有可行性。为各类设计双年展和展览所搭建的项目让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创造栖息地”的目标看起来十分可疑。与自然主义相关的美学通常需要利用科学的语汇——如“本地物种”——作为审美形式的组成部分，或作为吹嘘如何与野生动物专家开展“对话”合作的依据。然而，在采用保护生物学的语言和特权的项目中最拙劣的那些案例则进一步使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变得十分隐晦，从而成为与政治毫无关系的“黑匣子”。这一点在紧紧抓住本地物种概念不放的项目中尤为明显，有人认为他们是可疑的实用设施被种族化的历史概念。


但是，这些让我们观察和面对其他动物的方式还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实验动物房与屠宰场的案例一样，设计作为审美或感官的实践方式与政治上的可见度直接相关。由这个框架出发，有一个有趣的野生动物馆舍建设和与动物接触的设计项目——它不是装饰性的象征——就是奥斯汀的蝙蝠之桥。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蝙蝠群落——有150万养殖蝙蝠，都盘踞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区的国会大道桥的下方。它们每晚要消耗1万~2万磅的昆虫。蝙蝠在夜间飞行的景象成为重要的旅游景致，大约有10万人访问了临近的政治家蝙蝠观赏中心去欣赏这些蝙蝠（www.batcon.org）。在这里，人们并不需要专门为蝙蝠建设巢穴（它们已在桥下安营扎寨）。而是把专注于自己且略具侵略性的蝙蝠重新设计为品牌推广的方式，成为景点和地方认同的来源，而不是一种需要消灭的有害动物。


当然，提到观赏动物，有一类设计卓越的建筑类型是动物园和水族馆。在建筑和设计领域内，动物园可能是拥有最多批判性著作和历史研究文献的建筑类型。动物历史学家针对19世纪作为帝国的国家建筑、现代化和城市开发的一部分[38,39]的动物园、兽笼、马厩等撰写了大量的作品，而其他研究则聚焦于动物园作为哲学分析对象[40,41]，尤其针对美国的动物园设计历史撰写了许多文献。在一些地点，如伦敦动物园的某些部分，属于更广义的设计历史的一部分[42]，而塞德里克·普赖斯在伦敦动物园设计的作品则是哈达斯·斯坦纳关注的焦点[43]。


我们的研究让步于许多建成的动物园，以及思辨设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BIG建筑事务所的丹麦“疯狂动物城”（图15）规划，这个项目当前正在建设中。“疯狂动物城”的形式图形和不屈不挠的破坏偶像主义的设计手法是典型的BIG设计，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乌托邦语言的应用，他们试图把动物园重塑为一种景观体验。然而，尽管BIG建筑事务所出于品牌营销的要求大肆炒作破坏偶像主义的设计手法，他们的方案中仍有很大部分在理念上符合标准的动物园设计规范，并已在丹麦“吉夫斯库动物园”通过“狩猎”的平面展现过同样的设计手法。这些设计策略的先锋是20世纪中期瑞士动物行为学家和实际上的动物园设计者艾尼·黑迪格尔针对让动物在完全囚禁的状态下进行繁殖和度过终生的方式讨论其社会性、批判性和出逃距离的著作。这些策略已对建筑和环境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而空间日益被设计为能通过预先设定的认知成果在类似购物和用户互动或体验设计的方面产生价值的形式[44,45]。可以确定的是，BIG建筑事务所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推广这些技术，但BIG建筑事务所与我们的讨论最相关的是吉夫斯库动物园设计中的机制，表达生态学观点的形式通过对构成动物躯体的运动、感觉和环境流量得到表现。




15 吉夫斯库动物园（设计：BIG建筑事务所）



控制环境界：动物模拟


这一动物行为学观念来源于雅可布·冯·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理论》和随后的生物符号学或生态符号学研究领域。在乌克斯库尔及其追随者看来，环境界描述了一个物种或某个有机体根据其生物感官不同所体会到的世界模型。


这一理念被生态学重新改造为保护实践中的“连续体”概念。在这里，景观的连通性是从基于生态学物种特异适应性的“环境界”角度来看待的，而不是简单地从通过远距离感受的“鸟瞰”进行栖息地修复的角度来理解，这就是战后景观生态学的理念[46]。这一角度把我们引向最后一种为动物而设计的类型，与其说是一种尺度或平面的类型，不如说是一种设计策略或设计产生的模式。在每一个同类项目里，设计都在克斯库尔式的符号功能学、或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功能圈”里对非人类动物的肢体、能力、或习性进行管理。


这些设计通过引入动物的认知能力把动物放入表述行为的角色。首先，由一系列经过设计的物体美化了这种以不同于建立巢穴的方式与城市中的野生动物进行接触和互动的方式。这些项目在具体的互动层面进行运作，而不是更广义却更粗放的建筑或景观最佳实践原则的层面。娜塔莉·杰里米金科和克里斯·沃伯肯，既作为合作者、又相互独立地设计了许多符合此类型定义的跨物种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们的“两栖建筑”项目（图16），这个项目试图让纽约东河里的鱼群与岸边的人类进行沟通。




16 “两栖建筑”（设计：娜塔莉·杰里米金科与克里斯·沃伯肯）



为“蝙蝠广告牌”做的设计，以及安妮·加洛韦的“数绵羊”项目，都提出了通过数码感应器让非人类生物向人类传达信息的类似设计。尽管克里斯·沃伯肯的“动物超能力”设计，以及西蒙奈·法雷齐纳获得2011年“动物建筑奖”的项目“兽形半机器人”都不涉及动物本身，却重新借鉴了乌克斯库尔旨在推动人类对非人类动物所感受到的其他世界进行思考的思想。然而，其中许多项目作为“批判性设计”或“设计艺术”，都在更接近艺术实践的范围内开展，缺乏对物质功能的清晰表达。显然，预设的批判性正是这些设计想要激起的表达效果，由此带来的功能问题则把它们移出了我们所关注的建筑和景观设计领域。


尽管围绕批判性进行功能或行为表述能力的探讨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这些项目出于人类的审美需求，试图从动物“环境界”提取信息的做法，与控制这些感知模式服务于生产的另一类设计有何不同，仍然值得关注。由此，我们提出动物模拟的概念来描述这些设计要素。这一概念产生自考古学，原用于表述不具备实际功能的要素模仿早期设计中具有实际功能要素的表达方式；一个经典的模拟设计案例就是陶罐上的蚀刻纹样是对编织篮子的模拟。史蒂夫·乔布斯和苹果产品以杰出的方式把模拟设计概念引入用户界面设计（UIX）中，模拟时钟的数字化表达就是著名的例子。在用户界面设计的语境下，模拟设计加快了人类理解掌握新设计的速度。在非人类的动物方面，我们用这个术语来形容为了产生人类设计师想要的效果调动动物的知觉和行为的过程。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介导物质研究组于2013年设计的“蚕丝小亭”就是一个重要案例（图17）。它是5个非蜜蜂的节肢动物项目之一，由一个机械臂围绕网格状球顶结构用纤维来回编织形成网格。随后在编织的网格上放置桑蚕来完成整个穹顶，这些桑蚕在其生命周期延续期间会沿着形成网格的纤维吐丝。最终，桑蚕在不知不觉中为整个穹顶织出了轻盈的丝绸表面。




17 “蚕丝小亭”（设计：麻省理工学院介导物质研究组）



尽管这个穹顶被BLDB博客的杰夫·马诺格称为“动物打印头”，它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更像是一个漂亮的概念性美学实践项目（它被放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处门廊中），而不是一项真实的建造技术，其价值在于材料的制造，而不（仅仅）是其批判性特质。


尽管这些技术因为和新兴科技知识产生关联显得十分新奇，卡尔霍恩[47]还是提醒我们， 技术通常只能让我们简化已经在做的事情。由此看来，这些动物信息技术的设计代表了更悠久的人类与动物关系历史的另一端，这一关系最初则是人类对其他动物的追逐。把相机系在鸽子身上，或把鱼类或蝙蝠的行为翻译为文字信息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早期原始人类为在自然环境中找到水源或食物，必须对其他动物的行为进行解读的策略最基本的类比。这些策略最终产生了人类的“追踪艺术”[48]，桑福德·克温特[49把这种伴随着脑化过程出现的、日益成熟的、在自然景观中解读其他生物留下信号的手法描述为建筑师和设计师不断从中汲取灵感的环境科学的源泉。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开始相信古生物学者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50]所提出的观点，即技术是伴随进化过程必然共同出现的现象。


结论


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具有实际功能的，无论是在成熟的科技手段还是传统设计手法，人类通过诉诸其他动物生理学能力的某些方面为它们所做的设计把非人类生物变得工具化，有一些设计则比其他项目更具生产力。除了把这些符号关系分离出来，并以符号学或乌克斯库尔的方式进行表述之外，我们还可以对这些项目的经济性质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动物参与其中的政治意味，和违背动物自身意愿、甚至自身意识将它们投身劳作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由于这些设计都服务于人类，我们只能假设其目的是根据人类的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来设置的。对于把动物的物质生产资本化的设计来说，什么设计是“优秀”“有趣”或“创新”的设计？由此看来，最成功的动物项目设计师是能够认可我们生活中日常平凡的动物生命，并将动物的主观性与当代建筑实践相结合，并同时实现了新奇技术成果的设计师。其中一个重要案例应该是珍妮·甘在“水塔”项目对保护鸟类的建筑表皮技术的应用，以及该项目许多其他的创新特色。


对这些非人类生物设计的回顾带来了对该类型设计所蕴含的人类政治和设计权力的洞察。用BIG建筑师事务所的吉夫斯库动物园设计和他们远离笼养动物的案例可以说明，设计在开始融入背景环境的同时，微妙控制着动物的感受和行为，把它们导向具体的功能性结果。这样一个隐形的动物园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前文讨论的城市环境下野生动物项目类型的起点，遍及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把整个地球转变为可控的环境，而野生动物的迁徙路线也成为需要设计的对象。如果说现代屠宰场的项目呼应了资本积累的工业模式和由工厂平面和牢房设计规范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那么最成熟的当代动物相关设计则倾向于在“环境界”的指定范围内开展，或是在新兴野生动物放归技术所反映的知觉和感情相结合的范畴内开展——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模拟设计蚕丝小亭，或升华为市场驱动的生物信息认知技术。在更极端的程度上，我们在“改造地形1号”设计工作室的生物工程项目中就能看出这一逻辑，例如其现存的“体外肉类栖息地”（图18）概念。




18“体外肉类栖息地”（设计："改造地形1号"设计工作室）（1-18 Humanimalia）


因此，对当代设计中动物控制制度和动物的生产能力的思考可以借鉴女权主义的情感劳动概念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的深刻见解，来理解注意力经济的机制和“新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创造力（或创造行为）在这一背景下成为设计产生的功能性成果[51,52]。在这方面，对设计的动物主题进行的研究提出，设计者应对其设计对象怀有悲悯之心，因为它们的世界也是通过设计所管理和控制的对象。此外，随着整个世界日益为设计所改变，有人认为当前创造出人意料的可替代用途的能力将伴随着技术指定先决结果的现象逐渐消失[53]。我们正身处地球历史上第6次物种大量灭绝的时代，这一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和设计大量涌现的现象。在创造力和创造行为被设计所规定的时代，思考我们为其他动物进行设计的方式能够解释生物进化进程和科技进步过程之间更广泛的相互作用。由此看来，我们不妨认真思考获得设计关注的对象是什么，其程度如何，目标又是什么。□（本文首次出版于Humanimalia在线杂志2017年春季刊）


注释
1）通过谷歌提供的对每个博客内部搜索特征的方法，也应该认为与罗杰斯[54]和其他学者所提出的“搜索政治”有关。虽然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畴，搜索的政治也和设计实践牵扯其中的具有影响力的工程有直接联系。


译注
ⅰ 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 1947-），德国当代哲学家，代表作《犬儒理性批判》（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是最畅销的德国当代哲学著作之一。
ⅱ 环境流量是指维持淡水供应、河口生态系统，及依靠这些生态系统所维系的人类生活环境和健康状态所要求的水量、时机和水质。
ⅲ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1947-），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的研究闻名于世，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主要开创者之一。
ⅳ 拉图尔认为，传统所认为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界线越清晰科学就越进步的观点是虚假的，甚至近代哲学所塑造出来的客体与主体也都是虚假的。进步是一个自然与社会的杂合过程，拉图尔称之为“集体实验”万维实验室“物的议会”或“杂合论坛”。实验室的范围越广，人类和非人类因素被征募到集体内的数量就越多，集体也就越进步。这种进步当然有方向，它指向在更广范围内将人类与非人类动员起来、将各种"行动者""联结"起来的能力。（刘鹏，蔡仲. 法国科学哲学中的进步性问题. 哲学研究，2017(7):116-122.）
ⅴ 泰勒主义于20世纪初期诞生在美国，是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应用并深具影响力的科学管理理论，由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弗莱德里克泰勒（Fredrick W. Taylor，1856-1915）创立，他对管理方法和管理理论的贡献为20世纪工业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ⅵ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1940-），法国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存在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
ⅶ “深时”是地质学的时间概念。这一现代哲学理念由18世纪苏格兰地理学家詹姆斯·哈顿（James Hutton, 1726-1797）提出，表示远远超出人类历史的地球和宇宙的存在时间。
ⅷ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是一种众包网络集市，能让计算机程序员调用人类智能来执行目前计算机还不能胜任的任务。
ⅸ 坦普·葛兰汀（Temple Grandin, 1947-），动物学家，动物福利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ⅹ “农构城市”是意大利建筑师安德烈·布兰奇提出的概念，指在农业中综合应用信息技术和电子产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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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


全文刊载于《世界建筑》201807期P10-22。转载请注明出处。